辛凉解表法历史形成过程研究(2)

晋唐时期，除继承前代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表证的经验之外，也创制了许多新的解表方药，其中也有一些辛凉解表方药，尽管当时还没有在理论上提出“辛凉解表”的法则。在剂型方面除继承前代汤剂之外，发展了以丸、散、膏、丹、薰洗等取汗的解表方法。

晋代葛洪所著《肘后方》，收载了很多以单味为主的发汗解表的小方，其中不乏辛凉解表方药，《肘后方》云：“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者，若初觉头痛肉热，脉洪起，一二日，便作葱豉汤，……顿服取汗。不汗，复更作，加葛根二两、升麻三两……必得汗；若不汗，更加麻黄二两。”这种以偏重于辛凉解表方药普治外感表证的经验，得到后世的重视，影响较深。

《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所收集的解表方药虽多，但多是寒性药与热性药分别组成的方剂错杂陈列，也不分经用药。既有古代发汗方剂所常用的乌喙、附子、肉桂、细辛等热性药物组成的方剂，也有张仲景所习用的麻黄汤、桂枝汤，还有新创制的解肌汤、葳蕤汤等辛凉解表方剂，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孙思邈晚年著《千金翼方》时，对张仲景辛温解表方药十分推崇，反对以寒凉药物治伤寒，他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俊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孙氏所谓以冷物治伤寒“百无一效”的病症，应当属于外感表证，因为若为伤寒入里，即应化热为热证，里热炽盛之时，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不会“百无一效”。孙氏的论述不分表证里证，笼统地反对以寒凉药物治疗伤寒热病，对《伤寒论》虽尊崇有加，但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他说：“夫寻（《伤寒论》）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他这样理解仲景《伤寒论》六经辨伤寒的思想，难怪宋臣林亿谓其“不能修明之”。

4宋金元创论辛凉解表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虽然是外感热病治疗上的里程碑，但在唐代之前流传不广，孙思邈称其为“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他到晚年才得以见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过晋唐若隐若显的流传，到宋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涌现出大量的伤寒学家和许多著名的伤寒著作。在深入学习和验证伤寒学说的同时，对使用辛温解表不当所造成的坏病变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的学说和方法，为辛凉解表法的创立奠立了基础。

北宋韩祗和有感于辛温解表难用，在《伤寒微旨论》中指出“夫伤寒之病，医者多不审察病之本原，但只云病伤寒，即不知其始阳气郁结，而后成热病矣”。故他提出“伤寒热病乃郁阳为患”学说，避开了伤寒热病病因上的“寒”字，从郁阳为热着眼，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麻桂方药，而是按不同季节分别创制辛凉解表方药，其组成多为柴胡、薄荷、葛根、黄芩、知母、石膏、前胡等寒凉之品。他说：“前可汗篇，别立方药而不从仲景方，今可下篇中，不别立药而从仲景方者何？盖太平之人，饮食动作过妄而阳气多，若用大热药发表，则必变成坏病，故参酌力轻而立方也。”

韩祗和之后，庞安常、朱肱继承其学术经验，但并未创制新方，而是加以改进为在春夏之时于仲景麻桂方中加入黄芩、葛根、知母、石膏等寒凉药物，变辛温发汗之方为辛凉解表之剂，使古方得以新用，后世多予遵从。金代刘完素阐发《内经》热发病机理论，认为伤寒就是热病，“六经传受，自浅致深，皆是热证”，“只能作热治，不能作寒医”。旗帜鲜明地自制辛凉清解方剂，被后世尊为寒凉派的开山，影响深远。

金元时期特别是值得提出的医学家张子和，他在《儒门事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辛凉解表法”，他说：“发汗亦有数种，世俗只知惟温热者可为汗药，岂知寒凉亦能汗也。”并列举了各种不同性味的发汗解表药物。他还指出：“解利伤寒、温湿热病……医者不达时变，犹用辛温，兹不近人情也。止可用刘河间辛凉之剂，三日以里之证，十全八九。余用此药四十余年，解利伤寒、温热、中暑伏热，莫知其数，非为炫也，将以证后人之误用药者也。”此外，还有许多医家强调伤寒、温病，其证不同，治有别法，反对以麻桂方等辛温表法普治一切外感热病。

5明清温热病学家对辛凉解表方药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