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用菊花道地药材形成源流考(2)

中国是驯化栽培菊花最早的国家，《西京杂记》［24］：“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当时帝宫后妃皆称之为“长寿酒”，把它当作滋补药品，相互馈赠。这种习俗一直流行到三国时代。陶弘景［25］将菊花分为“真菊”和“苦薏”两种。茎紫、气香而味甘，叶可作羹食者为真菊；青紫而大，作蒿艾气，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真菊也。宋代是药用菊花栽培繁荣期，尚志钧等［7］通过对历代本草文献中菊花产地、生境、品种的考察，认为宋代以前我国药用菊花为野生甘菊Dendrathema lavandulifolium （Fisch. ex Trautv） Ling et Shih.，《唐天宝单方图》所记载的白菊，可能是山菊D. zawadskii （Herb.） Tzvel.。宋代药用菊花品种复杂，除应用甘菊外，栽培药菊D. morifolium （Ramat.） Tzvel.已产生，并为药用。刘蒙在《菊谱》［26］对于加强栽培管理以改进品种，使小花变为大花，单瓣花变为重瓣花均有详细记载：“凡植物之见取于人者，栽培灌溉，不失其宜，则枝、叶、花、实，无不猥大。……如是，则单叶变为千叶，亦有之矣。牡丹、芍药，……生于山野，类皆单叶小花。至于园圃肥沃之地，栽锄粪养，皆为千叶。然后大花、千叶、变态百出。然则奚独至于菊而疑之？”。范成大《范村菊谱》［27］中收载了栽培药菊邓州白和邓州黄，“邓州白，……香比诸菊甚烈，而又正为药中所用，盖邓州菊潭所出尔”，“邓州黄，……形样甚似邓州白，但差小尔。”，邓州白、邓州黄的培育成功，为以后药用菊花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种质资源。明代菊花栽培水平又有进一步提高，黄省曾在《艺菊书》［28］中论述菊花栽培的基本技艺，即：贮土、留种、分秧、登盆、理辑、护养。高濂在《遵生八践》［29］，记菊185种，并总结出种菊八法（分苗法。扶植法、和土法、浇灌法，捕虫法、摘苗法、雨暘法、接菊法），很有参考价值。明末清初桐乡著名学者农学家张履祥，在《补农书》［30］中对杭白菊栽培情况进行了记载：“甘菊性甘温，久服最有益，古人春食苗、夏食英、冬食根，有以也。每地棱头种一二株，取其花，可以减茶之半，茶性苦寒与苦菊同泡，有相济之服役期地种之数亩，其利视种豆自信。吾里不种棉花，亦有以此为业者。但采摘费工，及适市贸易，耳目混乱耳。种植甚易，只要向阳脱水而无草，肥粪甚省，黄白两种，白者为胜。”可见，早在三百多年以前，桐乡人即以种菊为业，不断积累种菊经验，并将白菊作为商品菊进行栽培。清代尤乘《病后调理服食法》［31］载：“蜀人多种菊，以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园圃悉能植之。”《本草纲目拾遗》［21］云：“茶菊较家菊朵小多心，有黄白二色……杭州钱塘所属良诸桧葬地方，乡人多种菊为业，秋十月采取花，挑入城市以售”。明、清时期为药用菊栽培和发展的最盛时期，也是形成道地药菊品种的重要阶段。经过自然和人工选择，一些优良的品种逐渐兴起，并形成了固定的产地，如河南的怀菊，安徽的毫菊、滁菊、贡菊，浙江的杭菊（医学网搜集整理）。

3 药用菊花采收加工的变化

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11］、唐代的《千金翼方》［32］、宋代的《本草图经》［13］均记载菊花阴干，“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皆阴干”。直至清代赵学敏［21］曰：“茶菊……，有黄、白二色，杭州钱塘所属良渚桧葬地方，乡人多种菊为业，秋十月采取花，紫蒂者名紫蒂盘，白色千叶名千叶玉玲珑，徽人茶辅，多买焙干作点茶用。”这种焙干法可能即为后来贡菊所继承。在杭菊产地，早期的杭黄菊除蒸法外，还有采用鲜花直接晒干之法，曹炳章［33］云：“黄菊产杭州海宁等处，……有蒸晒二种，蒸菊，将鲜菊入蒸笼内先蒸瘪再晒、烘焙至燥，其色老黄，收藏朵瓣不散。晒菊，以鲜花烈日晒干，其花嫩黄，朵松花瓣易散，皆道地。”鲜花直接晒干，可能由于散瓣，加之干燥速度慢，此种加工方法现已不存在。另外早期的滁菊也可能曾采用阴干之法，如曹炳章［33］曰：“白滁菊出安徽滁州者，其采法先剪枝连花带叶倒挂檐下，阴干后，再摘花，故气味更足。在怀菊产地，除阴干法外，还采用过阴、晒结合之法，如《河南中药手册》［34］菊花条云：”将花带把摘下，倒挂绳上晾微干，然后摘去把，放帘上晒干；另法是连秧割下，打捆倒挂晾微干，剪下花头，再放薄上晒干。人们通过长期探索，形成目前药用菊花各具特色的加工方法。

4 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