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经集注》的研究概况

《难经集注》的研究概况：

《难经集注》（又名《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以下简称《集注》），是现存最早的《难经》注本，它集三国吴吕广、唐杨玄操、北宋丁德用、虞庶、杨康侯五家注《难经》之文，合为一编，按脉诊、经络、脏腑、腧穴、针法等次序分为十三篇，共五卷。其中吕注是已知《难经》的最早注文，丁注中包含最早的《难经》得以部分保存。另外，书中还多处引用《黄帝内经》等经典医籍及其他经史书籍之书文，故本书对于后人整理研究古本《难经》、了解《难经》早期注本情况及古医籍的校勘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从文献学角度来看，本书较为珍贵。《集注》成书于宋代，但宋、元间目录均未见载，“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五卷，宋志及晁、陈二氏并滑氏汇考之类，俱不著录”。元末明初吕复提及“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说，而醇疵或相乱，惟虞氏粗为可观”。明《文渊阁书目》记载“难经集注一部，一册”[3]，无作者、卷数及版本。明？叶盛《竹堂书目》仅载“难经集注一册”。由此可知，《集注》到明代中期在国内仍有流传。清代《四库全书》阐幽举坠，尽加甄录，却未收《集注》，知此书在国内亡佚己久（医学网搜集整理）。

据有关书籍记载[5]，日本镰仓（1192～1333年）、室町（1338～1573年）、安土桃山（1573～1615年）时代，相当于中国南宋至元明时期，此间中日交流频繁，大量的中国文献典籍由禅僧带入日本，在当时的京都和镰仓等地出现以宋、元刻本作版样而仿刻的版，或仿效这些版样而刻印的版（即所谓“唐式版”）及大量的写本，《集注》可能就是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丹波元简在《集注》濯缨堂重刻本序中言：“旧刻庆安板，虽未见祖本……其样式仿佛宋椠之遗，不出元明人手者，亦无复疑焉。”[6]序中所言“庆安板”即指现存最早的《集注》版本——日本江户时期庆安五年（1652年）武村市兵卫刻本（以下简称“庆安本”）。此后国内外诸刊本，大都本于此。又据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补遗》：“此本虽未见原本，盖依明版翻刻者……林天瀑祭酒活字摆印，收入《佚存从书》中。”[7]文中林天瀑，即日本人林衡，字述斋，号天瀑山人，又名花朝天瀑，他于日本宽政十一年至文化七年间（1799～1810年，相当于清嘉庆中）收集中国本土久佚而日本尚存的17种古籍编成《佚存丛书》，其中就包括《集注》。书名“佚存”，取自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之句意。另外，在日本还存有《集注》的古抄本。《解题丛书》本《经籍访古志》：“后注：元治甲子小春于浅草书肆得难经集注钞本，体式与庆安板本不同。”

之后，清阮元选取《佚存丛收》7种书籍刻入《宛委别藏》，其中包括《集注》，记载见阮元所撰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难经集注五卷……是编日本人所活字版摆印。”[9]阮元曾在编撰《四库全书》时进呈此书，有《揅经室外集》（即《宛委别藏》）卷三提要可证。至此《集注》重新返回中国。清咸丰二年（1852年）金山（今上海）钱熙祚据《佚存从书》本校勘并作夹注，为后世之《守山阁丛书》。1919年商务印书馆据上海涵芬楼《佚存丛书》本影印为《四部丛刊》本，1922年中华书局又据《佚存丛书》本排印成《四部备要》本。此后又有上述不同版本的再印，如1956年和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佚存丛书》加句影印本，1963年商务印书馆据《守山阁丛书》排印本，1997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难经集注》点校本等。

国内研究概况

清代及近现代对《集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刊刻及著录方面：

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难经集注五卷”，“明王九思等集五家注，五卷。守山阁刊本。又有日本国佚存丛书本。四库未收，守山即据佚存本。”[10]

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著录：“难经集注五卷，明王九思等辑。佚存丛书本。”

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难经集注五卷，东洋刊本。”

清。丁丙《八千卷楼书目》著录：“难经集注五卷，日本刊本，守山阁本，佚存丛书本。”

民国。张元济等《四部丛刊书录》著录：“难经集注五卷。二册。上海涵芬楼藏日本活字本。”

民国。何澄一编《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著录：“周秦越人撰。明王九思等集注。影古钞本。有杨玄操序。二册。又五卷。日本刊本，有小岛质精校医经朱记。二册。又五卷。日本刊本，森立之校，五册。又五卷。日本刊本，尚纲氏校，五册。”

近年来《集注》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