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

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的渗透：

中医学理论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古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昌盛时期。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成为科学文化界的主导思想，中医学毫无例外地接受了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使当时的医学达到了新水平（医学网搜集整理）。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阴和阳两个方面，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规律是推动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中医学借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用以诊断和治疗疾病。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说明阴阳平衡对维持机体生命的重要性。

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构成，它们之间相互资生、相互制约，体现了事物间的整体联系和协调关系。中医学借以说明五脏的属性及自控调节的整体观念，补充了阴阳学说在解释病理方面的不足。《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气有余，则制其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的论点，揭示了脏腑病变传变规律，对预测疾病、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精气学说认为气是构成一切有形物质的基本元素，是产生万物的本源，中医借以说明人体生命现象、疾病原因等，使之成为中医学特有的气学理论。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降息则气之孤危，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医学网搜集整理）。

儒学思想融入中医学：

成为中医学核心内容的阴阳五行学说自形成之日起就和儒学密切相关，作为儒家方法论的象数学说中所包含的阴阳学说、运动观点、推类比附等内容对中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有重大影响。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并有所发展，中医把经络、脉象、五官等均与天地相比附，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学说的生克理论是由儒家所创后又与阴阳学说结合运用，进而被中医学家用以解释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现象，成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部分。

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中医学有较深影响，《阴证略例·序》说“《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况医乎！”《内经》很重视中庸之“和”这一思想，强调维持正常生命活动应“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认为疾病是气血不和所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主张治疗时“必先岁气，无伐天和”、“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儒家的仁义道德观被许多医家所尊崇，孙思邈认为医生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志存救济”；张仲景“精究方术”，则是为了“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古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医，都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如陶弘景不但精于医药，还长于天文、地理、历算。苏东坡、沈括不仅是大诗人和科学家，也博知医药，他们的儒家思想自然被融入到医学理论之中。

中医学吸纳宗教理论：

历史上有许多医家是当时著名的宗教学者，这使中医理论融入了不少宗教色彩。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援引印度四大学说（“四大”是佛教名词，指地、水、火、风，世界万物和人的身体都由四大组成）来阐明病源。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不但采用了四大学说，还吸收了大量印度药物和医疗方法，《千金要方》有关于按摩及坐禅、养生法等瑜伽术的内容，《千金翼方》中认为国药、针灸、禁咒、符印和导引是医疗五法，可以说佛教中的“四大”促进了中医五行学说的发展。佛学中修身养性、无欲无求的思想是中医养生的主导思想之一，中医历来主张保持健康应做到“恬惔虚无”、“精神内守”、“少欲”、“心安”。

道教与中医学亦密切相关，道家主张清静无为、抱守真一，《内经》有“恬惔虚无”的养生观。《庄子》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内经》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的阴阳观。《千金方》中有道家的导引吐纳法，《外台秘要》中有道家的养性服食法和炼丹术。晋代葛洪不但是名医也是有影响的道士，他系统总结了神仙炼丹学说，成为世界上最早研制使用化学药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