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中医助抗战

境外中医助抗战：

近代以来，中医中药随着华侨走向海外，在各地华侨聚居区行医售药，渐已形成相当的规模。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后，海外中医药界心怀祖国，积极申请成立分馆，先后有驻美（国）分馆、菲律宾分馆、北婆罗洲分馆、泰国分馆、荷属巴达维亚国医分馆等成立。在抗战中他们并未中断与国内联系，并且想方设法支持抗战。

捐资购债支前线

1939年国医节之际，中央国医馆发起“提倡中医药界各贡一日所得以尽绵薄”的活动，得到海外中医们的支持。驻美分馆分两批转来18000元和1100元，委托驻美分馆转达的还有美国永安堂10000元，林达生医师1000元，刘展伯医师200元……一日诊病或卖药所得虽不多，但爱国之情尽现。这些款项由中央国医馆购药送交有关部门转送前线。

在印尼泗水，当地中医药界在1937年成立中央国医馆驻荷属泗水支馆，也叫泗水中医公会。抗战爆发后，该会立即成立了“临时募集救灾药品委员会”，呼吁“不论同侨外侨，一致同情，竭力助赈救此痛苦之伤兵、无告之灾民”（《本会募集救灾药品宣言》）。公会组织募捐队到处宣传，开展夜市募捐等，筹集到不少善款。公会又认为“战场急用，须良好药品，而有灵效轻便携带者为适宜”，公会主席林庭槐是福建漳州人（医考必过网搜集整理，希望能给参加医学考试的考生带来帮助），认为福建传统良药片仔癀是“确实能止疼去毒之唯一特效药”，于是捐出配方，采购原料，亲自指导出产了1500包片仔癀，连同其它药品，经香港转寄给中央国医馆以支持前线。

境外中医药界还积极购买抗战公债，以香港中药联商会为例，该会总结：“及至战时我国抗战军兴……于是本会同人响应购买公债，以助军需，将九八一成积存之款，及买入货物找数每百元附加壹毫，由南北行代收汇集同为购买公债之用，而且将本会原购置在西营盘之会所卖去，得款万余元，悉购公债，数年之间共七八万之多。”（冯泮垣等《沧桑话本会》）

境外中医药界人士的捐助中，最著名的当属“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虎出身中医家庭，原为缅甸华侨，后赴新加坡。他将家传中草药方与现代制药工艺结合，研制出万金油行销甚广，他的企业永安堂发展成为集团式的跨国企业。抗战爆发，胡文虎即位列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常委之一，多次认购公债，又多次捐款协助建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等。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在整个抗日筹赈中，胡文虎是华侨中公认的捐资献物最多者，后来获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授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亦颁给海陆空军一等褒奖奖状。

归国救护助医药

抗战爆发，由于国内西医缺乏，国民政府曾号召各地华侨学医者回国效力，不少地区华侨组织了华侨救护队回国出力，大多由西医组成。而暹罗（今泰国）华侨救护队则分为西医团和中医救伤队，发扬了中医救伤特色。

香港中华国医学会也组织了国医救护队，派弘守仁、许耀等队员50多人回广东服务，“全部编制及训练装备，完全采用新式，治疗方法及所用药品，则纯用传统中医中药”，经费、药品来自该会会员及各大药行药商的捐助。救护队“在粤服务年余，获得显著成绩，在日军飞机疯狂轰炸下工作，不避危险（医考必过网搜集整理，希望能给参加医学考试的考生带来帮助），夜以继日，斗志昂扬”（谢永光《香港抗日风云录》），后来广州沦陷同，才撤回香港。

香港中医还响应中央国医馆号召积极献方。伤科名医梁永亨说：“中国自抗战军兴，海道被封锁，外来药物无法供应，以至前线军人一受创伤，便尔死亡枕藉。其时有人献议使用中药，初时当轴尝未敢置信，及后得某有力者保证，始获准试用云南白药及其他验方，一经试用，大生奇效，政府始知民间固多妙药可用者（医考必过网搜集整理，希望能给参加医学考试的考生带来帮助），于是通告全国各省国医分馆，搜集民间验方及药品，以备急用。”（梁永亨《四十年来疗伤见闻录》）梁氏为此专门编写《国医战地手册》，通过广东国医分馆上交。梁氏在抗战之初曾向国内捐献伤药，“果生奇效”，后来国内还多次来函索取，可惜其个人能力有限，不能大量供应。

有的华侨中医更是在战时回国效力，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例如越南华侨梁金生，1938年去到延安，他精通中医药，见延安缺医少药，于是建议就地取材开办药厂，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成立了“光华”制药厂。梁金生担任厂长，“专为本厂职工开办了为期45天的技术培训班，讲授医疗技术、卫生知识、抢护包扎和中草药的采集、炮制方法和研究”“留守兵团政治部魏善剑曾患有肺结核，休息半年未曾恢复，由梁厂长诊治服中药11帖痊愈”（《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1942年，梁金生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提出“不能忽视中医，中西医应该结合”，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