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药业的近代荣衰-中医漫话

传统药业的近代荣衰：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1929年，中医药界集会抗议余云岫的“废止中医案”时，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确实，中医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产业，已成为民族经济的一部分。在近代大潮的冲击下，传统药业也经历着荣衰变迁。

传统药业利甲天下

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要求北洋政府发展中医中药教育的请愿书中说：“神州医药，富于天产。耕山渔水，俯拾即是。其流行于中国者，固难得其确数，即就最小之预算计之，每邑发销20万元，则合全国甚得四万万元。……政府纵不为亿万之商民计，独不为国家之利源计乎？……此征诸财政之关系，中药必宜提倡之理由五也。”中医药业对国计民生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中医药这条产业链，其上游是采集、种植（或养殖）部分，中游则是加工炮制方法、贩运和批发部分，下游包括成药制作、药店经营和医生坐堂等环节，另外药材和成药的进出口贸易也是重要的一环。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形成了禹州、百泉、安国、亳州等“四大药都”。药业商人“凡客商载货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为帮”，形成了“十三帮”。也有以经营品种区分的，如广州形成了“药业八行”。

到了近代，由于华侨对中药的需求，海外中药市场兴旺起来。据1917年记载，“药材一宗，已岁产四万万金，利逼廿二行省。即广州香港一隅，亦年销约三千万元”。在抗战前，药材占我国出口的第二位，仅次于蚕丝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成药业在近代也相当兴旺，明清时期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至晚清胡庆余堂崛起，鼎足而三。很多药店在全国各地有联号或分店，像广东普太和，光绪年间分铺设于苏州，而分寄各地药店代售的则遍及国内外，还在各地招商代理，“如省城乡镇设可专售代销敝号各药者，价目特别从廉”。

兴旺的市场，带来了药业的激烈竞争。为了在商业竞争中胜出，近代药商们经营手法多种多样。如“蛇王满”在店前放着装有蛇的大玻璃箱，以宣传其蛇药；买脚气丸的雇人每天托着纸扎大脚游行各街，宣传功效。有的药店逢年过节，赠送宣传物品，端午送纸扇，年终赠日历，举子赴试，赠送药物。或在农村迎神赛会时雇请艺人，唱龙舟，玩音乐，乘机推销药品。有些企业还以启用“出江”人员，即以江湖卖药形式，下乡宣传。

从道德自律到药事规管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是中药老字号同仁堂的堂训。所谓修合，指加工药材或制造成药的工艺。药店合药是否真材实料、工艺规范？消费者是无从知道的，因此药店往往以信誉、良心作为担保。步入近代，以西方有关制度为参照，法制的管治终于也开始延伸向这片道德占据的领域。

南方政府陆海军大本营大元帅府时期，1924年5月内政部公布《管理药品营业规则》，将经售或配制药品营业者分为卖药商与制药商两类，要求皆应向内政部注册，领取特种营业执业证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开始加强对各种成药的管理，1929年8月公布《管理药商规则》，1930年4月卫生部公布《修成管理成药规则》。要求成药均应在化验注册领证后，方得行销。卫生部门说：“其以两项以上药品为原料，加以配制而成，特别装置，指明其疗治病别，所谓膏丹丸散之类者……此种药品，其原料如何，制法如何，含量如何，效用如何，以及未配制前有无毒质，已配制后有无变性等问题，自非详加化验，无以保病者之安全。”

但传统成药若要逐一化验，花费巨大，药商多持观望态度，早期注册者不多。但是，随着法规的落实，不注册很可能会遭遇取缔。如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央卫生部重新开展成药登记，限期一年。1947年，湖北省汉口市卫生科突然派稽查员会同警察，将当地多个药店中的普济堂、二天堂、何济公等广东药商所产成药进行查封，声称这些成药均未经中央卫生部注册，不能销售。广州市成药出口工业同业公会向广州市政府反映，指出“本会会员等所有成药出品，均属行销已久，素为全国各省人士所乐用”，广东离南京路途遥远，手续繁琐，注册需时，在此期间不应禁止销售。公会特别指出，汉口市“对别省及外货成药未闻取缔，而对于广东省成药独加禁售，未免歧视。本会会员损失固属严重，对于两省人士观感，影响尤大”。广州市政府为此专门出面与汉口市政府协调，并向内政部、卫生署反映。事件可能有当地药商企图借政府之力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用意，但药品登记的政策已得到行业的认同。

中医中药休戚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