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2)

佛教医药随着佛经传入，并且对道家名医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医也对印度的吠陀医学和佛教医学施加影响，脉学著作被译成梵文，但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在国内外均处于空白状态。

丝路上的信息传递虽慢，但很准，如听商人讲述咀叉始罗（今拉瓦尔品第附近）有僧医Ghosa善治眼病，中国帝王不远千里将他请来，使王子重见光明。公元519年奉命出使西域取经的宋云到达乌场国，婆罗门僧医治好他的病，回国后无疑对佛教医药加以宣传，鼓吹引进。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史实。

3汉化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大藏经》中包含佛教医经的译文，如：《捺女耆婆因缘经》、《温室洗浴众僧经》、《龙树菩萨药方》、《人身四百四病经》、《婆罗门诸仙药方》、《天竺经眼论》、《婆罗门药方》等。安世高、竺法护、佛图澄、义净等早期大译经家均兼通医药，义净等在译经时还对地、水、火、风为病加以阐发。

佛教名医耆婆的万物皆药思想对孙思邈、李时珍等医药学家产生重要影响，药物种数不断增加；同时药王和医王崇拜的思想，对民俗民风的影响更是十分广泛和持久。

丝路上新出现的医药内容，如《耆婆医方论》、从《千金翼方》保存下来的资料看，用药既有天竺和西域所产，也有内地药材，表现在药物使用上的结合。有趣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五脏论》医学卷子，有署名为《张仲景五脏论》者，内中谈及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署名《婆五脏论》者，内中主要内容为阴阳五行，表明两种医学体系交流与竞争。

僧医临床治病对象上至帝后，下至众生。有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来的僧医佛图澄为赵王太子治好其它御医束手无策之病。二十六史医药学家传记中沙门洪蕴传、法坚传、僧智缘传等均为当时著名的僧医，甚好为御医，另有道家陶弘京晚年受五大戒，归铱佛门。孙思邈称他“道合古今，学禅数术……，深入不二（不二法门），则今之维摩洁耳”。所著《千金翼方》是最早提到《大藏经》的医籍，从“四大”医理、医德，到“万物皆药”的思想均予吸收，多处引用《耆婆医方论》（二十六史未见著录），有的可能是孙思邈本人发挥，如该书卷22所引“耆婆大土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从方名到组成（紫石英、白茯苓、麦门冬、防风、芍药）均为纯中医药，只是冠以耆婆之名，于主治中夸大其辞（“万病皆愈”），涂上“须持五戒十善，行慈悲心，救护一切”的佛教色彩，也可能是僧人为了传教的需要而杜撰，但被孙思邈兼收并蓄。再有正史传记虽未载其与佛门关系，但从《高僧传》、《居士传》内得证所信乃佛，前者如晋时高僧佛图澄、于法开，后者如胡洽（《百病方》）、王肯堂（《证治准绳》）。故僧医当是以佛事为主

，兼行医道，而医僧则是以医为主，信仰佛教而已。无名氏僧医，治好顽疾亦见于史书，如宋书符瑞志记录一沙门用黄散治愈皇帝经年不愈的手创的案例，此种黄散日后皇帝征伐受伤累用见效。

据很不完全统计，与佛教有缘的有名氏医者有30余人，无名氏更多，把二十六史传记和历代高僧传中提到的僧医或医僧全部整理出来，估计有百余人之多。其临床经验必有可取之处。天王补心丹源于“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以及印度和西域香药的大量引进并形成活血化瘀、芳香开窍一类治则就是明证。

寺院医学盛行。寺院医学随着佛教的昌盛而兴起，亦随佛教的衰落而近于消失。南齐萧子良等曾设“六疾馆”（佛教医院的雏型），北齐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曾设“疠迁所”，把隔离麻风病人的措施介绍到中国。释智岩于公元643年在南京办佛教医院。武则天执政时期大兴佛教，拨款办病院，此种作法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唐懿宗咸通8年（公元867年）大病初愈，既复兴佛教，又加强佛教医院僧医的培养和管理。浙江萧山竹林寺建于南齐，该寺女科肇始宋代，清初流传于民间，《竹林寺女科》远近闻名。寺院种药、贮药、施药的传统还经金具和向传到日本，唐伯提守即有施经院。僧人乞药用于制药治病，有伦敦博物馆图书馆藏敦煌卷子S.5901为证。“名山僧占尽”，设在荒郊野岭的寺院，条件自不如城镇优越，但自采草药和武僧跌打损伤药的创用是其特点，五台山、峨嵋山、九华山、普陀山、蒿山等处就留下不少方药有待挖掘整理。此外，敦煌石窟的医药卷子和部分壁画上的动植物可能与医药有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刻有初唐方剂100余首；内蒙辽代古塔的天宫中发现有距今1000多年的药材，均提供了宝贵的佛教医药实物证据。即使到了酉医药和中医药保健体系大普及的今天，少数寺院仍坚持办义诊所，少数僧人仍坚持行医，如福州开元专的堤润法师，在用草药治疗疑难病症方面，海内外皆有盛名。值得注意的是，佛香在寺院的广泛使用，除心理气氛的营造作用外，焚香过程中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多有环境消毒作用，香汤浴沐和涂香更有皮肤直接吸收的效果，其防病保健作用不言而喻。苏轼诗《佛日山荣长老方长五绝》云“……水沉（即沉香）销尽碧烟横；道人（即和尚）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栗汤。”正是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