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为什么难容中医(2)

作为逃避，袁钟选择了医学史方向作为他的研究生专业，“中医是中国传统里的活化石。把它当作一种史学现象来研究，我还是能接受的”。同何裕民和袁钟一样以怀疑的态度坚守在中医业的也并不多。袁钟说，他的很多同学在中医学校里一心钻研西医课程，他们从中医学校一毕业，就改弦更张了。

国家使命和个人命运选择的多重力量似乎充满宿命意义地将中医的命运往1929年那场“废止中医运动”的反面推。192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中医存废争辩”中，中医是胜利者。一小伙西医的实践者和推崇者试图在中国普及推广西医标准，他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很快被强大的中医力量所击垮，20世纪30年代虽然“西学东渐”在整个社会是更具号召力和潮流性的趋势，但遍布这个国家城市和乡村的大小药铺以及储备其中的药物仍构成着中医系统的主体，并在很多地方充满生命力。中国古老医学的神秘力量把医生、药师、药商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医学家和药学家使用着共同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它们意味着根深蒂固的中医信仰。

而半个世纪以后，如同刚刚闯入陌生的华人世界、以传教和慈善事业为载体传播以获得中医世界里人们道德好感的西医那样，中医通过竭力迎合西医标准去适应后者，它在教育传承方式、医药生产方式上几乎全盘西化以成为现代医疗体系的一员。“很多中医内部的人想方设法用西医对中医进行解释，试图证明中医在现代社会有一个合法的出生证。”何裕民说，实际上，1979年那场争论之前，现实已经是“争辩未起，结论昭然”。

中医现代化之道尽管暂时解决了中医的身份问题、解决了特殊时期的防疫体制问题，却也将中医拖入了无穷无尽的争论深渊。在西医的激进派看来，中医是规则的破例者，是现代医疗系统的安全隐患。在中医的保守派看来，现代中医又正在成为传统的背叛者。1979年平衡发展方针终止了一场争论，却没有提供“三者并重”的财政解决之道，也没有取消中医西医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深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