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在治疫新药开发的作用

谈中医古籍治疫新药开发的作用：

中医治疫，源远流长，经验宏富，在中医古籍特别是有关伤寒、温病、瘟疫的著述中，蕴藏着大量防治疫病的有效方药，亟待努力发掘和研究，以期开发出多更好的治疗疫病自主创新的新药，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回顾既往，我国曾从中医古籍中开发出诸如茵栀黄颗粒、葛根芩连微丸、清开灵、银翘解毒丸、清瘟解毒丸、避瘟散等适合于疫病防治的中成药，堪称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也不能不看到，既往在这方面的开发力度尚嫌不足，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疫古方，还未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笔者近年在编写《中医治疫名论名方名案》一书时（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出版），对此深有感触。如《东垣试效方》所载普济消毒饮子（黄连、黄芩、人参、陈皮、桔梗、玄参、柴胡、甘草、牛蒡子、马勃、板蓝根、连翘、升麻、僵蚕），治大头天行，活人甚众，人谓之仙方。古今临床实践证明本方治疗“痄腮”、“大头瘟”、“虾蟆瘟”（类似于现代流行性腮腺炎），的确历验不爽；五瘟丹（黄连、黄柏、黄芩、甘草、山栀、大黄、香附、紫苏），《韩氏医通》、《伤暑全书》、《万病回春》、《济阳纲目》等书均谓其治天行瘟疫甚效；人中黄丸（大黄、黄芩、黄连、人参、桔梗、苍术、防风、滑石、香附、人中黄），是金元医学大家朱丹溪根据治疫“宜补、宜散、宜降”的经验而创制的，其制方法度曾被历代医家引为楷模，但现代应用者难得一见，忽略好方，甚为可惜；《肘后备急方》载破棺千金煮汤，方由苦参一味组成，云“治时行气，垂死”。《圣济总录》、《济世全书》等均载之。然而现代很少应用，特别是对于救治瘟疫濒危病证，罕见报道；还有代赈普济散（桔梗、牛蒡子、黄芩、人中黄、荆芥、银花、蝉蜕、马勃、板蓝根、薄荷、玄参、大青叶、大黄、连翘、僵蚕、射干），《吴鞠通医案。温毒》谓其主治温毒、喉痹、项肿、发斑、瘟疫、杨梅疮毒等病证，恒多取效。观其组方，其清热解毒作用较之普济消毒饮子、银翘散等更胜一筹，而且方中板蓝根、大青叶等现代药理实验证实有较好的抗病毒作用。举凡这些，足见中医古籍中治疫良方多多，为今天开发防治疫病的新药提供了大量富有价值的文献依据。    在疫病新药的研制开发上，笔者认为应重视以下几问题：  

  一是必须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和创新两者不可分割，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手段，创新是继承的发展和目的。鉴于现代疫病谱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在应用古方时须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有所变革，有所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前几年中医药防治SARS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医学网搜集整理）。

   同时，还应积极吸取和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对古代治疫良方良药进行药效、药理等方面的实验研究，以阐明其作用机理，揭示其实质。如有人将古代治疫名方达原饮和升降散合化而成抗戾散进行实验研究，发现该方具有明显的直接灭活滤泡性口炎病毒作用；有促进新城鸡瘟病毒诱生小鼠干扰素的作用。此类研究无疑会深化对有关方药的认识，拓宽临床应用的思路，更是研制新药的必要手段。此外，剂型改革亦应予加强，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将传统清心开窍的方药研制成清开灵、醒脑静注射液等新药，不仅改善了给药途径，还提高了临床疗效。另外，中医自身也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充实新知，增强创新意识，进一步提高治疫的临床疗效，如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教授治疗传染性肝炎，创造性地提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治黄需解毒，毒解黄易除；治黄要治痰，痰化黄易散”等名论，这实际上是对古人治疗“瘟黄”方法及其具体方药的发展和提高，不失是创新之举。

  二是专病专药的研制开发不容忽视。所谓“专病专药”，是指针对某种病证的特异治疗方药。在中医古籍中，不乏此类方药的记述，如白头翁汤治痢疾、茵陈蒿汤治瘟黄、普济消毒饮子治大头瘟、截疟七宝饮治疟疾等等，其特点是针对性强，疗效显著。其实专病专药的疗法与辨证论治并不矛盾，两者会起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现代治疟良药青蒿素的开发成功，更说明专病专药研制的重要性。    三是正视薄弱环节，加强拯危救急新药的研制开发。毋庸讳言，在急性传染病临床上，中医还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如对高热、惊厥、昏迷、呼吸衰竭、循环衰竭和严重电解质紊乱等急症和危重症的救治，尽管近年研制开发出不少新药，但总的来看，尚缺乏速效、高效的方药，仍处于劣势状态，严重制约了疗效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