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临床助理医师辅导(3)

尽管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当下人们对医学技术进步的回应却是“做的越好感受越坏”。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不再盲目乐观地为医学技术的成功而摇旗呐喊。人们开始关注人工肾、心脏移植等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开始担忧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表示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提出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通过发展医学技术来提高和改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承诺感到失望，对于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的效益和公正性提出怀疑。有学者指出：“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 也有学者感到，“正如我们不相信军火工业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一样，我们也难以相信医药保健产业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 他们批评现代医疗保健体系已演变成为“医疗产业复合体”（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批评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高技术—高费用—高利益”已成为“医疗产业复合体”的目标。因此，毫不奇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日益增加对“医疗产业复合体”的反感，而乐于接受更人道地对待他们的传统医学或自然疗法。

为此，医学界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急切地呼唤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医学的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病人权利运动、自我保健运动、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70年代后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都充分地显示出医学已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即从在生物学因素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转向。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医学界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强调医学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需要对病人的关怀和照料（care）。